月下潇湘

（《真话》：记录1978-2008中国民主进程关键词。本书以编年体结构，抉取1978至2008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梳理出三十余年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制度到观念的转变，留存一份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本书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艰难进程。）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1985年初，许世友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请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够，活着尽忠，死了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辞世。下葬时，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他生前戴的欧米茄手表，天天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




当了和尚要撞钟

“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1983年11月15日，内地第一个赴港旅游团从广州出发，抵达香港观光。香港人相信内地真的要改革了，高唱赞歌。一位香港老太太拉住旅行团一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邓小平应该长寿百岁！”




“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8月发表的一篇北京专稿称，一般中国人更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国营饭馆的地方去吃饭，因为国营饭馆服务态度不好，桌子脏，人们吵吵嚷嚷，有时还有人抢座位。在一家个体饭馆的意见簿上，有一条留言：“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美联社1983年1月28日报道，北京京剧院著名女演员赵燕侠，在一场艺术革命——打破“铁饭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锅饭”——中走在前头。

赵燕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分成4个队，她自己负责一个有70人的具有事业心的队，这个队搞自负盈亏，实行浮动工资和现金奖励。其余3个队继续实行工作量不等，但报酬相等的旧制度。这一“大锅饭”制度当时仍在中国各个领域里实施。

自从改革以来，赵燕侠的队在18个城市进行了340场演出。1982年，该队赚了27万多元，为国家节省了10万余元补贴。其余3个队仍依靠160万元国家补贴。

赵燕侠说她不能容忍吃大锅饭的思想。“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介绍步鑫生改革尝试的新华社内参上的批示。

作为这一年的改革明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句口号：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和尚可谓忠于职守。”

这是1983年热播纪录片《话说长江》中的一句解说词，配的是镇江和尚撞钟的画面。在片子的解说之一陈铎看来，这是内涵很丰富的解说词。

解说前，撰稿赵化勇却对陈铎说，把这句话拿掉。他担心有人对号入座，“会有人说，你是说我在其位，不谋其政吗？我们别找麻烦了。”

第二天，陈铎跟赵化勇说，“我想过了，我们电视还有教育功能，而这个教育功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发现了，挖掘出这个内涵来，不容易，是我们有本事，别轻易扔掉。我的意思是不要删掉那句话，关键在于处理。”

这句解说词最终保留下来了，陈铎在解说时，用了很平和的语气。没有人对号入座。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回忆，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10倍。

观众排队进门时非常急切，可看画时，却不敢长久驻足，直视画面。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后排的人踮着脚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观众的眼神非常复杂，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潮红，叨念着：“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间，曾有一个女记者，称自己代表妇女来与主办方交涉：“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下体遮盖着？！”主办方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参展画家们生怕随便哪位领导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为期18天的展览，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人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

不过，人体模特们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1小时只拿24块，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后来闹上法庭。10年后官司判下来了，3位模特每人获赔1万元。




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1988年赵瑜报告文学《强国梦》中的一段话。这一年，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对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等的反思开始出现。

20年后，强国梦依然，金牌大丰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举国体制“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1988年4月8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到高潮。9点35分，代表们开始填写选票，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9点53分，开始投票。邓小平在主席台的票箱投完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来自广东的女代表邝健廉看到这一幕，写了一张“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条子，从台下依次传递，递上了主席台。邓小平看到条子后，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他立即把烟熄掉，还将那张条子递给邻座的其他领导人。



            《真话：1978--2008中国状语》  九州出版社  定价：28：00

月下潇湘

《真话》的封面上赫然写着“1978-2008中国壮语”，巧的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听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翻开书感觉到自己穿越到陌生的世界，那些让人啼笑皆非或者哑然失笑的事件和故事，现在看来也有点笑侃的意思，那么熟悉却又变得那么陌生和遥远。
三十功名尘与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历史、文字和戏说放在一起翻炒，就像是过年时一家人嗑瓜子唠嗑，温存或忧伤与怀旧夹杂，却总也遮掩不住喜庆的味道。喇叭裤、高仓健、北岛的诗，蛤蟆镜，万元户，外汇券这些带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关键词对于新一代的孩子来说已然陌生了，他们自然也体会不出这些词语对于时尚、文化、经济等诸多层面身层次的影响。至于领导带头买彩票，肯德基里的婚礼那些曾经成为热点的争议和话题，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冷笑话。而那些破天荒的事件，比如第一次的破产，第一个皮包公司，第一批倒爷，第一辆私家车诸如此类中国社会青春期综合症，在今天看来不仅幼齿还土得掉渣，“那是多大的事儿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堪比风口浪尖上的惊天大阴谋。
歌词里唱道：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三十年呢？人类乘坐时间的列车往前飞奔，不太在意自己留下的背影，倒是脚印被文字记录却无法否认，就像少年时为情所困写下的绝交书，纵使今天已羞于回顾，它照样能够在记忆角落咧着风尘仆仆的大嘴，取笑或观望着今天看似长大的人。
我不愿意把此本书称为书的，实话说，如果按照对书籍形式的要求，这本书的分数并不是很高——尽管它有着很宽厚大气的封面，以及封面上言简意赅的书名。
它更像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其内容重在收集和盘点，换句话说，它的意义不似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段，经后人的手或者笔润色而出，它的实质是“实录”，最多加了个别的注解，只是这种实录不是记载皇帝一家的吃喝拉撒生儿育女，而是将影响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事件与故事进行了梳理，尽管越在前面的内容看着越觉得好玩、滑稽甚至匪夷所思，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那些内容竟全是“真话”。
这种太平广记式的记录方式，虽有搜罗痕迹但却未零散到乱。更多的，感觉这是某一历史阶段重要元素择摘和梳理的方式，给所有有此类记忆的人，作为共同回味和品评的依据；给所有对此类事件无记忆的人，以追忆和探寻的切入口，让每个有印象的人在一同回忆的时候能触动心弦，没有印象的人则可以因此“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回顾和追问都是阅读带来的良性衍生物。
翻书也是翻时间，一本书带你从30年前走到30年后，那感觉就像进行了一次时间上的旅行，文字让这段旅行的颜色越来越明丽，内容也越来越活泼，格局也越来越大了，而话题则由严肃的政治正论到嬉皮式的网络文化。可惜没有搜罗到2009年，我不怀好意地想，如果写2009年，关键词是什么呢？——会不会是XXX，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不过，对我这样只对万元户的头衔有印象，却对一切都语焉不详的人，拿到书后翻开后，忽然想到给老爹打个电话：您当年那条喇叭裤哪里去了？

月下潇湘

新闻联播
这是北京电视台1978年1月21日的全部节目──18:00少儿节目；18:35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18:50故事片《六号门》；20:30《新闻联播》；20:45《国际新闻》。这份节目预告表提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开播首张串联单是油印的，留下多处勾勾抹抹的痕迹，原本排在中间位置的新闻“邓副主席等出席国务院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招待会”被一个长长的箭头勾到了第一条的位置。
三十年后的《新闻联播》，仍然是政治、经济风向标，仍然国脸不老，有人把它作为炒股最好的消息源。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如是说。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20多年后，互联网上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新编》，有的是调侃，有的是山寨，有的收集了一些当年毛泽东说过但没有进入老语录的话，比如：“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各种版本，各种字体。

月下潇湘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月下潇湘

1980年10月，病榻上的老演员赵丹怀着打破禁锢、繁荣文艺的赤诚之心，让妻子黄宗英整理了一篇名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交由《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有这样的话：“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文章见报后的第三天，赵丹与世长辞。
五讲四美称小姐
五讲四美
美联社1981年1月1日一篇《中国报章发起礼貌运动》的报道，讲述了一件事：因为苹果上面有斑点，一个女顾客就愤怒地咒骂了女售货员。结果，女售货员安丽容跑到后室哭泣，然后服杀虫水而死。女顾客张玉钟因而被判入狱一年，缓期执行。
报道这样写道：“中国曾自诩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如今报章却要教人说最基本礼仪之语，例如‘请’、‘多谢’、‘对不起’。”“有个中国人说，过去的店员对顾客都会有礼貌地问：‘您要买点什么呢？’现在则改说：‘你要什么？不许挑，不要就算了。’”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有关部门最开始想提“五美”——多了一个“仪表美”。“五讲五美”提出来，团干部在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上讨论。“五讲”没有人反对，反对集中在“五美”上面，最为激烈的是仪表美。
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袒胸露背，奇装异服，还提倡仪表美？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还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强调仪表美是不是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和中央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不一致？
最终，“仪表美”被放弃。
“心灵美”也遭到了质疑。质疑的原因是，心灵这种提法有宗教色彩，不能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反驳说，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反对者反问高占祥，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的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
高占祥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主席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的是毛主席用过“灵魂”这个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高占祥对反驳者说。
“心灵美”到底保住了。
当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五讲四美的丰硕成果：沈阳青年清洁工找对象不难了》。报道称，“五讲四美”之后，看不起清洁工的不良风气有了改变，沈阳市环卫系统从机关、厂矿、部队迎进356个新媳妇、新女婿。

“我希望首都人民带头不滥用‘师傅’这个称呼。让大家都能听到热情洋溢的‘同志’声。”
《北京晚报》上一封读者来信说：“最近我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轻人客气地说，‘师傅，往里靠靠。’我是个军人，没想到人家会这样称呼我，怔了好半天，才明白是在叫我。”“我希望首都人民带头不滥用‘师傅’这个称呼。让大家都能听到热情洋溢的‘同志’声。”
日本《朝日新闻》1981年3月31日就此报道说：“现在北京有这种倾向，即以前在商店招呼营业员时，或者在售票处招呼售票员时，使用‘同志’称呼的这些地方，正在使用‘师傅’这种称呼。一个‘师傅派’的中国人说：‘称营业员或售票员为师傅，他们都非常高兴。’在中国，在互相熟悉的人们之间，互相介绍，以搞到生活必需品，这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的本事。‘师傅’的称号就是从这种‘走后门’的生活之中开始流行起来。与此同时，过去对年轻的女性叫做‘小姐’的这种称呼，也正在复活起来。”
报道中提到，“在饭店如果对女性服务员呼一声‘同志’，她会立即把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但是如果叫她一声小姐，她会高兴地马上答应‘是’。”
《北京晚报》另一篇《何必称“书记”》的文章说，电视剧《上任之前》的不足之处是剧中多次出现别人称这位领导干部为“苏书记”的镜头，而他对于领导也是毕恭毕敬地称“宋书记”。
当时正否定“个人崇拜”，鼓励人们之间互称“同志”，不称呼党员干部的头衔。但在现实中，一般群众、一般党员对领导干部很少称“同志”。

月下潇湘

“假如你没有过高的奢望，又没有政治问题，那么，你在中国的生活将是很舒适的，就像生活在传送带上一般……什么东西都为你准备了，你用不着担心，也没有什么压力要你匆忙行事。”
1981年的《纽约时报》上，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记载了一位北大教授的这段话。
一位西方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专稿称，很多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安全保障。一名美国工程师参观南海的一处石油钻机时吃惊地发现，在快到中午的时候，钻井工人竟然关掉所有机器开始例行的午睡。耐人寻味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商店都不为卖出的东西开发票，除非顾客能够拿出机关出具的介绍信。售货员们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以后把这些东西列入机关的账上去报销。

月下潇湘

核心提示：(记者 应妮)1日在京上线的网易读书频道发布了“公民阅读”首期推荐书单，头条是《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青年学者裴钰点评了“公民阅读推荐书目”，他认为其中一个核心的思想主线便是对“现代性的社会”的人文焦虑和反思。
　　中新网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应妮)1日在京上线的网易读书频道发布了“公民阅读”首期推荐书单，头条是《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对于“公民阅读”这一颇显新意的概念，评论家张柠认为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个人”概念的成熟才诞生了公民阅读；而在集体阅读的影响还驱之不去的当下，更需进一步培养产生自我启蒙能力的公民阅读。

　　青年学者裴钰点评了“公民阅读推荐书目”，他认为其中一个核心的思想主线便是对“现代性的社会”的人文焦虑和反思。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拉什迪的《羞耻》，这两部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我支持‘公民阅读’这个理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是用‘人的权利’来理解“阅读”，这是非常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原则。”

　　评论家雷颐表示，“公民阅读”这个概念在中国很有意义，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想读什么就有权利读什么，这就是公民权利，但事实上很多想读的书读不到，网上传过来一些从纸媒中读不到的东西，网络就扩展了公民权利，通过网络可以读到一些公民权受到限制而不能读的书，这就是网络阅读，是网络的意义，也是公民阅读的意义。

　　评论家张柠则认为，公民阅读最重要的内核还是二十世纪的新文化传统所提供的非常关键的概念——个人。个人如果不成熟，公民阅读不可能诞生，但今天，很多集体阅读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就像我们当年读“红宝书”那样，如果公众集体阅读的潜意识不消除，公民阅读依然不可能诞生。因此，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和历史哲学批评应该担当起帮助更多读者产生自我启蒙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公民阅读的基本起步。

　　主办方介绍，首期发布的书单由10位人文专家、20家国内主流媒体图书记者和网友读者联手打造。“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将每季度举行一次，期待成为公民之间的阅读互助行为。

　　网易读书频道主编黄兆晖告诉记者，“公民阅读”图书推荐活动正是这是主流网络媒体对网络阅读的一次自我反思，目标是从当下泥沙俱下的出版物和原创作品中，遴选出有趣味、有智慧、有理想的好书，作为阅读和交流的参考。(完)

　　附：

　　首期“公民阅读”十大好书

　　1、《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作者：刘青松著 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

　　2、《七十年代》 作者：北岛 李陀编著 出版单位：三联书店

　　3、《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作者叙利亚)阿多尼斯 出版单位：译林出版社

　　4、《金融的逻辑》作者：陈志武著 出版单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作者：曹汝霖著 出版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我与父辈》阎连科著 出版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

　　7、《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作者：徐贲著 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

　　8、《羞耻》作者：拉什迪著 黄灿然译 出版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

　　9、《继承与叛逆》作者：陈方正著 出版单位：三联书店

10、《可爱的洪水猛兽》作者：韩寒著 出版单位：万卷出版公司


附：
“公民阅读”图书推荐标准是：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进步；有利于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利于公民的健康、快乐和知识的需求；没有阅读障碍，富有趣味，适合普通公民阅读，以及涉及文学、历史、科学、生活、财经等等关系公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图书。

[ 本帖最后由 月下潇湘 于 2009-9-4 13:43 编辑 ]

okxxl

什么民主进程关键词？
八几年之后就断代了。

月下潇湘

“大陆选手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在奥运中的精彩表现，我们也乐观其成。对大陆选手，我们除本着‘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外，更应主动的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慰问。我们不关怀，谁来关怀他们？”
1984年8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社论《洛杉矶奥运会的启示》中说。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前五天，台湾的电视台在转播开幕实况时，删掉了大陆代表团入场的镜头；在大陆举重选手陈伟强和台湾选手蔡温义同时登台受奖的画面中，陈伟强被遮住。报刊上对大陆选手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联合报》两篇报道标题不无贬意：《中共游泳难与各国抗衡，派农家女参加跳水比赛》《谁将取代体操霸业？美国不甘示弱，中共悄悄窜起》。
据当年8月9日出版的台湾《前进》周刊说，“在奥运会揭幕前一周，国民党文工会和行政院新闻局，早已召开过秘密会议，对于处理中共获胜的新闻报道做成决议，此项决议内容乃是全面封杀大陆选手的图片、画面、奏国歌场面、谈话等等。”“8月2号之后，华视受到了观众的强大的压力，不断的电话、投书指责华视不播出中共队的画面，报纸境遇也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3日起，台湾的电视台开始播出大陆选手的镜头，各报也开始将原报道中所用的“中共”称谓，改为“中国大陆”或“大陆”。自此，台湾媒体对大陆选手的报道才多了起来。
路透社注意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细节：“组委会方面让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场时使用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意味深长。”

“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时说。
中英谈判期间，钟士元等人提出了谈判桌的“三脚凳”理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记述，“邓小平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邓小平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谈到，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
但是邓小平打断他的话：“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他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北京?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阴道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本身的10多倍。

月下潇湘

2005年7月21日，《东方早报》发表一篇文章：《皇马中国行因此地人傻钱多》。文中说：

小别中国两年之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又来了！虽然此前有媒体调侃说，“皇马”和中国已经因为从“一夜情”变成“多夜情”而激情不再，但考虑到2003年“皇马”在昆明曾经让我们遭遇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有事先提醒一下的必要。
对此次“皇马”中国行，我有三个愿望：
一愿政府官员不要再干那种拿“荣誉市民”当廉价旅游纪念品大肆派送的傻事，上次昆明还不是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昆明市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轻慢？就是因为把身段放得太低了，过分仰视了“皇马”。至于那种“今后无论是皇马俱乐部官员，还是教练、球员到云南，都将享受全程免费接待”允诺，纯属“崽卖爷田心不痛”，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二愿“皇马”在中国期间，万一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要平衡。他们当年到昆明时，云南省大姚县刚刚发生了里氏6.2级地震。结果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房倒塌、灾民啼饥号寒，但并不妨碍昆明街头出现由女骑警、少数民族少女和盛装大象组成的超豪华迎接阵容。云南的主要媒体也把全部的目光都锁定在皇马的一举一动上，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地震灾情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
三愿“皇马”们在给欧洲的朋友通电话时，不会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不要对民工，连几百块钱的工资都给得不痛快，对“皇马”却一掷千万而无吝色。

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最精彩的写实小说”是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有人考证，这是发自杭州市宝石山下一出租房的汇款单上的简短附言，是一位按摩女给家乡妹妹汇款时随手涂鸦的。

月下潇湘

“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
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路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摆放的减肥广告牌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盛金标

记得高三作文课上，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关于”长江漂流”的议论文。我自告奋勇的上讲台朗读，慷慨激昂的表达了我的观点，并且赢得热烈的掌声。想不到这样的一次漂流，居然有那么多人牺牲，而且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是我关注得太少，还是缺乏渠道？

月下潇湘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
美联社1985年11月21日北京报道：一位卖服装的个体商贩说，“我们相信改革。”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油漆工，他是放弃正式工作来从事个体经营的。
这个商贩说，“我之所以从事个体经营，钱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自己的。当这是你自己的时候，意义就不同了。”
25岁的傅铁向（音译）和他的弟弟经营了一个饭馆。他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在变，改革十分普及。”
他说，他和他弟弟每月收入七百元，相比之下，一个城市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为九十到一百元。
但是，傅说，他和他父母亲对个体经营的不稳定感到担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他解释说，个体户没有国家的医疗保健、住房和其他福利。

“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1985年长春市政府《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中说。
1984年夏，长春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干警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其时，长春人大炒君子兰，价格狂涨，最高时20万元一株。有人找到花卉养殖者郭凤仪，提出拿皇冠轿车换他的一盆君子兰，未能如愿。
长春市政府提出发展“君子兰产业”。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之物。
直到1985年夏，《吉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文给君子兰热泼冷水。
君子兰价格狂跌，从五万跌到三万、两万，最后跌到两毛。

“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赫然耸立在楼顶。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的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民主之风

文革时期叫“一元化”领导，就像现在的所谓“一支笔”。在毛泽东时代的宪法中还有“四大自由”，也就是可以贴个大字报吧。后来就没有什么民、主进程了。还有中国特色“游行示威法”，关键词里不要少了这些内容。